有这样一位老人——纪念已故藏族学者洛桑曲扎先生

每当夏季来临,一杯消暑解渴的酸奶摆在面前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位拄着拐杖、手里拎着两瓶酸奶的老人向我走来,那就是我的老师洛桑曲扎。他还有一个汉名叫康刚民,孩子们都叫他康爷爷,我也习惯称他康老师。在我结识的许多藏族朋友和老师中,他是我最难忘怀的一个。今年是他90岁诞辰,他也离世13年了,写这篇回忆似乎晚了些,可我却不能不写。因为我想让曾见过他或没有见过他的人都知道,有过这样一位川籍藏族老人。

1908年,洛桑曲扎出生在四川阿坝理县达色尔沟柏枝寨一家藏族贫农的家中。他从小聪慧好学,当地寺庙的大告诉他父亲,说他有慧根,将来一定会有大成就。于是在他16岁那年,母亲遵照父亲的遗愿,打发他去圣地当。当时他们家贫没有路费,洛桑曲扎只好悄悄地跟着去的商队,沿路乞讨到。先在甘丹寺剃度,一年以后,听从色拉寺同乡的劝导,转入色拉寺甲绒康村学习直到他27岁,学完了他这个年龄应该学完的所有佛论经论,并在辩经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可是由于他没有资财,也没有有权势的人为他推荐,他没能取得应该取得的“格西”学位。他满怀激愤地从色拉寺出走,沿途化缘到印度寻访大学者以求深造。

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他终于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按他自己的说法,有缘遇见了极蒂冈佛学院的班智达·乌尔玛旺萨,经他苦苦地哀求,这位长老收留他在佛学院学习。他一面苦攻语言文字,如饥似渴地学习,一面利用课余和假期为别人当劳役、在印度经商的藏族家里做家教,挣出一点能维持生活的生活费。

1940年6月,他从佛学院毕业,并取得佛学哲学博士学位。但他并不满足,很想在孟买大学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就向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公费留学,得到的回音是让他回国。他于是来到重庆,在边疆民族教育司担任藏文编辑。不久又调任昆明东方语言学院印度语教授,他自认为还是很称职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教育部在第二年聘请了一个印度人来接替了他的职位,他只好辞职。于是已经34岁的洛桑曲扎这样一位教授,不得不去为滇印运输筹备处入藏充当向导和翻译。当筹备处考察工作结束回到昆明后,这位教授又成了失业者。

经一位朋友介绍,他和一个姓张的商人一块进藏,到后,在帕里宗本崔科家里谋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不久,一个原在哲蚌寺当过的名叫毕松的汉族找到了他,并请他在新建的国立小学任教,并兼管一些教务方面的事情。在这期间他认识了阿姐格桑,并且结了婚。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西藏地方政府制造了一起驱汉事件,因为洛桑曲扎在国立小学任教,又非西藏本土藏族,也一并被驱逐出藏,而且只准取道印度。他再次被迫流落国外。而他的妻子格桑却在由南路返回巴塘的路上不幸去世。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洛桑曲扎心里震荡的第一个回响就是“我要回去”。虽然他还不大了解,但他深知的腐败和黑暗。他坚信如果不是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政党,就不会如此迅速地推翻,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7月,他凑足了路费,兴冲冲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先到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报到,经过西南公安部四处几个月的学习,1952年5月被分配到重庆公安学校藏干班任藏文教员,和大家一起享受供给制,他高兴极了,他知道这意味着党和人民没有把他当外人而特殊对待,他是被母亲认可的儿子,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1954年10月,重庆公安学校随着西南行政委员会的撤消而撤消,他随着一部分教职工到西南一级机关干部学校学习,等待重新分配,这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1956年底,才被通知调到西藏工作,就在他准备动身的前两天,他又接到西藏工委组织部的通知,借调他到四川大学中文系藏文字典小组参加编撰《藏汉大字典》的工作。这一借就是6年,直到1962年结束了《藏汉大字典》的工作他回到,这时54岁的洛桑曲扎教授又被安排到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他跑遍了西藏的许多地方,为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写说明,作文字资料卡,对已有的文物进行考据和鉴定,直到1966年……。

谁能想到,这位一直是以“做学问不贪权势”而自负的学者,几十年所营造的知识的殿堂,竟成了他的牢棚,那些呕心沥血而写下的、记载着民族历史文明和民族团结的文字资料,竟成了他的罪证,而他广博的语言知识竟给他带来了“国际特务”的罪名,这些罪名就像一顶“石头帽子”沉沉地压了他十几年。

1979年的春天,日光城。阳光胳外明媚,西藏自治区文化局为这位已经71岁的老人落实了政策,涨了两级工资,并安排他退了休。想着这位最早返回祖国怀抱投身革命事业的老人,想着他数十年积累的无比丰富的宗教学、藏医学、历史学、民俗学知识,长时间有才华而不能施展,有机遇时他却退休了,我真为某些人仅仅是为了嫌麻烦而不肯为这位真正的藏学专家说句公道话而遗憾。

有一天,康老师有点激动地告诉我,区党委召集了一些知名人士开一个会,他在被邀请之列。显然他并不是为能参加这次会议而激动,而是为有机会表述出他在有生之年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做点事的愿望而高兴,这个愿望就是给他创造一点条件,让他能编出一本《藏药辞典》。会上领导也认为这确实是个好事,但并没有付诸实施,康老师有点失望。我知道康老师总想做点事情的心情,就对他说:“康老师,文化局成立了‘抢救民族文化小组’,我也在组里工作,你就做我们的顾问吧。我负责向组里写正式的报告。” 他想了一会说:“不用写正式报告了,我已经退休,时间是我自己的,你在不影响工作的业余时间到我家来,我就收你这个学生。”我高兴极了,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他笑出声来:“哈,我这个康老师现在名符其实了,我建议你不要再死啃藏文,因为那已经不是你这个年龄能学通的了,应该搞点研究,研究西藏的历史文化,这和你现在的工作既对口,我又能帮你绕过语言文字的障碍学到你想学的东西。”从此,我常常带着各种我弄不清楚的问题到康老师家去请教。其实,到康老师家学习的并不止我一人,在那个藏学重新振兴的时期,许多藏汉族知识分了都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康老师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请教的对象。那些日子康老师家虽不能说是门庭若市,至少没过去那么清冷了。有不少人正是在康老师的启蒙下,才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和学术上较高的造诣,我相信他们也跟我一样忘不了这位诲人不倦的藏族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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